一：论争意义

     鲁迅在世以及逝世后的一段时间，对鲁迅的评论是自由的。但是，自50年代之后，鲁迅基本上是一个只能说好而不能说坏的对象。说鲁迅不好，在1957年可能成为“右派”，在“文革”中就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甚至在80年代思想解放的环境中，说鲁迅不好也可能被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神污染”而予以清除，正因为如此韩东才说，我们即使对耶稣也可以说三道四，而对鲁迅则不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从50年代到90年代的鲁迅争论，都是在不自由的空气中进行的，争论的双方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争论自然就没有公平可言。歌颂鲁迅的一方可以从刺刀缝中咒骂对鲁迅不恭敬的人，而令后者“汗不敢出”，“运交华盖”。在极端的情况下，要想打杀一个人，只要说他反对鲁迅就可以了。
人文学科的研究不能也不可能只有一种诠释，鲁迅研究作为人文学科的一个研究分支，是不能越出人文学科的总的规定的。那种将自己塑造的鲁迅看成是原本的鲁迅，而将对鲁迅的其他一切的解释都归为谬误的权势，悄悄陷入了一种更大的谬误。因为你的解释是带着你特有的知识结构与文化语境进入解释的，你不可能是神，站在时间之外来透视鲁迅，因而就必定受到你在历史中特有的知识与理解视景的制约。这不是说，可以像“文化大革命”中那样随意歪曲鲁迅，而是说，即使你努力客观求实，也只能做到如此。这就使得对鲁迅的研究，随着历史的推移，具有了不断诠释的可能性。那种以为鲁迅已经研究完了，不需要再研究的想法，也是很幼稚可笑的。鲁迅以其特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仍会成为21世纪文学研究的一个重镇。
     从1949年以后，鲁迅不断被简化的神化，而将一个复杂的活生生的鲁迅给抛弃了，如果我们从鲁迅的复杂性着眼，那么就可以看到，鲁迅非但不是一个神，而是一个“恶魔”，一个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从未有过的“恶魔” 

二：东方“文化恶魔”

     对鲁迅最大的误读就是神化鲁迅。可鲁迅从弃医从文的那天起，推崇的就不是神，而是“恶魔”。如果细读鲁迅的文本，就会发现他一直在亵渎神明，而呼唤“恶魔”。所以，即使想讨鲁迅的欢心，那么也不应该将他化妆成神，而应该还其“恶魔”的真面目。
我们说鲁迅不是“神”而是“恶魔”，并非指鲁迅是杀人放火的强盗，或者专干坏事的魔头。我们说鲁迅是一个“恶魔”是从哲学和文化意义上着眼的。当然，这种文化恶魔在传统道德主义的眼里，与杀人放火的破坏者也没有多少差别，因为鲁迅所要破坏的就是传统的礼教道德。所以，传统的道德主义与宏扬国粹的老先生与小先生，对鲁迅是不会有什么好印象的。倘若他们也在讴歌鲁迅，那么虚伪就会永远弥漫在学坛。
      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没有或者不敢从恶的角度去研究鲁迅，以至于忽略了鲁迅最深刻言说的一面，其实是处于对恶的回避，而对恶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缺乏认识。“费尔巴哈就没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但是，恩格斯认为，“在善恶对立的研究上，他同黑格尔比起来也是肤浅的，黑格尔指出：‘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性是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表现为对某种崇拜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欲成立历史发展的杠杆”。
     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形式，而中国文化以人性本善对恶的否定，就使中国文化成为一种停滞的文化，甚至在马克思等经典作家那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也是文化停滞的类型，是静止不动状态中走出来，就强调文化的否定性与批判性，推崇文化发展中的恶的力量。说鲁迅是一个文化恶魔，正是从这个角度着眼的。
     从黑格尔与恩格斯的论述中，我们知道，恶的文化是一种否定性与亵渎性的文化，是一种新生文化对旧文化的颠覆性活动。而且善的文化一向是以合群性与整体性著称的，而恶文化则是一种自我觉醒之后的个人主义的文化，其具体表现往往是以个人的形式反抗合群的整体。在鲁迅推崇的新文化代表人物中，几乎都具有这种恶的文化特征。用鲁迅的说法，这种文化就是“以反抗破坏充其精神，以获新生为其希望，专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以倍击扫荡”。

三：鲁迅与尼采，东西方的叛逆恶魔

     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与尼采在西方文化史上的地位是相似的。正如在尼采之前，没有人那么猛烈的攻击基督教的价值观念，那么强烈的感受到“上帝死了”将留给西方人的巨大的价值危机；在鲁迅之前，也没有人那么猛烈的抨击儒教的价值观念，以及在儒教的价值观念崩溃之后深感存在的孤独与荒诞。因此，尼采对鲁迅影响最大的，是那种对固有文化传统的全盘怀疑，猛烈抨击与整体扫荡的叛逆精神，也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从而实现“价值翻转”。
鲁迅作为一个反叛传统的恶魔，其“奇里斯玛”的权威，就不是来自传统文化内部，而是来自尼采等西方文化的“轨道破坏者”。如果没有尼采那种对西方文化整体扫荡和全面重估的叛逆精神起着示范作用之外，还可以抚慰鲁迅反传统时的民族自尊心：既然西方人都义无返顾的反叛自己的传统文化，我们为什么还要抱残守缺呢？
     且看尼采和鲁迅对各自文化传统的反叛。
     在尼采看来，西方人对工具、理性、技术和物质文明的迷信，已经使人丧失了真实的自我和内在的灵性，使西方文化出现了日暮穷途的堕落和衰退。基督教文化已经走向没落，已经到了该换血的大手术的时候了。更为严重的是，“上帝死了”，这几乎是许多人已经知道并且承认的事，然而，这些人却不知道“上帝死了”对于西方人意味着什么？上帝虽然已经死亡，但是上帝的影子——基督教的道德，却仍然笼罩着西方，作为人们的价值依托。然而上帝已死，人们所信奉的基督教，就不能不是一个莫大的虚伪。因此，尼采就想扫荡基督教，连同他那虚伪的道德。尼采说：“这长期的黄昏不久就要降临人间了。噢，我将如何救助我的光明，度过这漫漫的黄昏呢？”与尼采相似，鲁迅认为中国文化也在走向堕落，享乐太久，就出现了零落的迹象，没有压力的挑战，就散失了进取心。而且中国人已经为自己背上的悠久的文明所压跨，甚至“漫夸耀以自悦，则长夜之始，即在此时”。鲁迅回国后，面对着的是辛亥革命的失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以及尊孔读经浪潮，还有“市场之蝇”对鲁迅的叮咬。因此，五四时期尼采对鲁迅的影响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这就是那种对于传统的彻底的不妥协的叛逆精神，对传统的全盘重估和批判精神。

四：二十一世纪鲁迅的精神意义

     鲁迅并非仅仅是属于历史的恶作家，他的思想，他的文本至少可以对21世纪的中国，仍然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鲁迅并非仅仅是属于历史的作家，他的思想，他的文本至少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仍然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文化传统与文学传统两个角度加以考察。恩格斯说黑格尔在善恶的研究上比费尔巴哈深刻，因为黑格尔肯定了恶对于推动历史的巨大作用。但是，在中国文化史上，恶几乎从来都没有成为一种与善抗衡的力量。我们说过，中国文化中的二元概念中的弱势概念，如阴与阳中的阴，上与下中的下，乾与坤中的坤，天与地中的地，男与女中的女，夫与妇中的妇，父与子中的子，君与臣中的臣，都不是与强势概念对立的恶的力量。因此中国文化就推崇和合与中和，而不是对立与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发展缓慢，就与整体文化概念中缺乏恶的概念有关，不正视恶，不承认恶，就导致了太相信人的善性，太相信人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就会处理好家国事，天下事，其结果是约束人的恶性的法就被弃置一边，或者是有法不依，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的腐败。我们不妨将东西方文化关于人的假设打了比方：东方人说，人是善的，发挥自性就可以了；西方人说，人是有罪的，是靠不住的，需要上帝与法律从外加以约束。东方人是先君子，但是因为没有外在的约束就容易变成小人；西方人是先小人后君子，因为外在约束的严格使其可能真成为君子。从历史性上看，如果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语境中，还有恶的学说和文化力量存在的话，那么自西汉的董仲书独尊儒术之后，本来就处于边缘的恶之花就更加凋零。承认人性恶，必然的逻辑就是不依靠人的心性而依靠法，所以荀子主张人性恶，就使他的学生韩非子顺理成章的走向法家。到了宋明理学，就更家相信人的善性，更是大谈心性伦理，使得主张人性善的孟子被抬成亚圣，恶魔就被彻底扫地出门了。虽然明代的李卓吾推崇的“童心”说，将恶的东西也一并肯定了，从而具有自然人性论的色彩。但是这种推崇很快就被淹没在清代的复古浪潮之中，性善的大旗因而又高高飘扬。因此，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公开提倡的文化与文学，并在五四时期的文学实践中予以贯彻，就给几千年以性善为主导的中国文化极大的震撼，从而确立了鲁迅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文化恶魔”对于任何正宗与正统的文化与权利都具有一种制衡作用，在鲁迅后来没有发挥这种作用，应该不是鲁迅本人的错，而是解释者的有意或者无意的误读。事实上，鲁迅作为“文化恶魔”的巨大价值，远远没有被发觉出来，而这种价值不但属于过去，尤其是属于未来的，属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化的发展的。
      简单的从中国文化传统的角度讨论了鲁迅的文化价值之后，我们讲用更多的笔墨从文学传统的角度，讨论鲁迅文本的文学价值，尤其是这种价值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作用，以及对于21世纪中国文学的意义。
      杰出的文学大师是能够造就一种文学传统的，譬如中国古代有《诗经》的文学传统，有屈原的文学传统，西方古代有荷马的文学传统。五四文学革命反叛了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而开辟了新文学的传统，然而无论是胡适还是陈独秀，都谈不上造就了一种新的文学传统。陈独秀对“革命”的热情与贡献要高于“文学”，胡适对学术尤其是考据的兴趣与贡献，也要高于“文学”。因此，配合着20世纪初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的理论倡导与五四时期文学创作的实绩，造就了一种不同与中国传统文学的新传统的，是鲁迅。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文本的现代性特征是最突出的。
      鲁迅作为20世纪的中国国民精神的医生，在两个方面给中国症出了病症：一是中国现实社会的病症。前一个方面的诊断主要是依据中国的现实与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变动，后一个方面则是自有文明史以来中国的文化对国民精神的塑造及其沿革。当然，这两种病症是相互联系的，在鲁迅看来，显示社会中国民的麻木与愚昧，正式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果。尤其是在《阿Q正传》中，鲁迅将二者密切结合起来，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这两种病症还是略有区别的，对于现实社会的病症鲁迅用的是社会批判，对于历史文化的病症鲁迅用的是文化批判。只要中国继续迈向现代化，鲁迅的文化批判，鲁迅为中国传统文化诊出的病症，在21世纪的中国就仍然具有极大的价值。我们中国人太容易满足现状，也太容易安于现状，甚至还会借着外来的新名词满足现状，所以鲁迅对国民性的揭露，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批判，在现在和未来都将是我们宝贵的精神遗产。
     在文学史上，有些艺术大师是多产的，但是有些艺术大师只凭一部小说、几首诗歌，就可以流芳百世的，譬如西方的塞万提斯和中国的屈原和曹雪芹，鲁迅自然是属于后一种文学大师之列的。塞万提斯只要一部《堂吉诃德》就够了，西方后来那么多的小说，要说超越《堂吉诃德》的并不是很多。屈原只要一首《离骚》也就够了，中国后来那么多的诗歌，要说超越《离骚》的就更少。而曹雪芹只要多半部《红楼梦》，就完全可以确立其文学大师的地位，后世中国还没有哪一位长篇小说作家敢说自己的作品就艺术表现力而言超越了《红楼梦》。就纯文学文本而言，鲁迅仅仅凭着《野草》、《呐喊》、《彷徨》、《朝花夕拾》、《故事新编》五部文集也就可以流芳后世了，不仅可以走向21世纪，而且可以穿越更宽广的时空，走向更遥远的未来。因为鲁迅的这五部文集，几乎都从不同的角度扩大了中国人艺术表现的空间，比传统的文学文体更能表现文化的底蕴与生命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许多人将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文学文本《红楼梦》与中国现代的鲁迅的文本相提并论，应该说是很有道理的。即使在美国的汉学界，最热门的文学研究对象在古代是《红楼梦》，在现代则是鲁迅。

      在中国文化的天空中，鲁迅不是一只让人高兴快乐的喜鹊，而是一只充满“毒气”与“鬼气”的夜游的恶鸟，是一只猫头鹰。他的使命，就是揭露出中国文化的大缺陷，暴露内心的大黑暗，如果他和他的同胞不能从这种大缺陷与大黑暗中得救，就会在大黑暗与大缺陷中沉沦。与尼采一样，鲁迅的书是写给强者看到，不敢正视惨厉的真实的人，就只有在这种大黑暗与大缺陷中落荒而逃。
      无论如何，幸运的是我们的民族拥有鲁迅，所以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征程上，我们并不孤单。

我看鲁迅

——关于“我看鲁迅”的讨论课的讨论记录

时间：2005年11月29日

地点：教室106

    内容概要：本次讨论课我组成员的讨论主要涉及四个方面：鲁迅对时代的解构与建构、鲁迅的思想、鲁迅对青年的态度和国民性问题，具体内容如下：

论题一：对鲁迅的解构与建构的讨论：鲁迅的解构多于建构。

观点一:“中国的知识分子只会骂”，他们对什么只有批评和抨击，批旧却不求建新，把旧的东西批的一无是处，不能走旧的，新的还不说，到底该怎么走？他到底留下了什么，而反观胡适先生，最起码他告诉我们《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化改良刍议》，不论对不对，总之他有自己的建构方案，而不是空谈。

观点二：在那个“国将不国”的时代，国民性是麻木不仁的，是愚昧无知的，只有像鲁迅这样的所谓骂，才有可能一文为武器，改变苍白的人性。

观点三：鲁迅是一个改革者，改革即有重建之意，他所进行的骂和破坏，是因为看到了理想之光，他其实有自己的建构方案，否则哪里来得他的一系列的文章和思想？

论题二：鲁迅的思想（其核心部分“国民性”问题将在论题四中涉及）

一：鲁迅思想概述：鲁迅本身无任何政治倾向，在讨论其思想的过程中，必须抛弃“主义”之争，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和他的思想。

观点一：鲁迅的思想和作品不幸被泛政治化，政党在时代背景下利用其思想，将对其思想的理解引导到另一个方向上，从而增加自身所宣扬的思想、意识形态和对传统的颠覆的合法性。

观点二：鲁迅思想中对传统文化的抨击抛弃和当时政党所坚持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相一致，所以鲁迅思想被利用，但只是被单方面利用，而不是互相利用。

观点三：鲁迅本身思想并无明显倾向，但是由于当时党派政治他的思想中的观点被无限放大，而又介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其思想被被动的放大。

二：鲁迅思想形成：人生遭遇与时代背景相结合

  观点一：家道中落、其父被庸医治死、留学日本、两次不成功的婚姻等等一系列遭遇使鲁迅的思想发生重大转变，造成一种在一定意义上的“人格分裂”，产生一种强烈的不解、想寻求为什么？

  观点二：当时亡国灭种的极度恐惧和走投无路的巨大恐慌使所有人产生了一种危机感，产生了一种偏激的反思，全社会都行动起来，想改变中国，但是却矫枉过正，刨了祖坟，否定了传统儒家学说，全盘否定传统。鲁迅正是在那样一种时代中成长和思考的，所以时代的悲剧造就了鲁迅个人的思想，鲁迅的思想反映了时代的悲剧。

三：鲁迅思想的影响：积极和消极并存
        观点一：鲁迅否定包括封建社会下的一切传统，强烈抨击价值体系和道德体系，使中华民族缺失自己的信仰，缺乏对传统文化的认同至今。

  观点二：鲁迅思想中的自我反省精神和勇气，批判精神都是现代社会所严重缺乏的。

论题三：鲁迅对青年的态度：希望与悲观：

观点一：鲁迅对青年是悲观的支持，是绝望的爱，他明明看到青年永远逃脱不了传统劣性的戕害，永远不会直起腰来，势必会像父辈一样奴性十足，势必会变的愚昧麻木，势必让他自己骂，但是，他不忍心看青年变成虫豸，所以即使前面是悬崖，他也要走下去。他看不到未来，对青年的爱不是希望，而是怜悯，这是时代的悲剧！

观点二：横眉冷对千夫指，俯手甘为孺子牛 鲁迅对青年是抱很大希望的，如果没有那些希望他就不会为青年写，欣赏青年，他批老支青，认为老一辈已经无药可救，年轻人人性未定性，还要大力去支持，希望通过他们改变中国的国民性。

  论题四：关于“国民性”的思考

     介于鲁迅思想中关于“国民性”问题并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解决方法，所以我们在讨论当中会着重于怎样解决“国民性”的方面。

一：关于“国民性”本身

  我们民族并没有“国民性”，不宜用“国民性”这个带有贬义色彩的词汇，取而代之的应该是传统文化中不好的一方面。

二：“国民性”的根源：

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性本质的严重对立。

  （一）：人性本质：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在这一个过程中，人首先会考虑自己，追求私有财产和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使具体行为造成的结果是有利于社会和他人的，其主观出发点还是自身利益。

  （二）传统道德体系：家国天下、天下为公的道德体系与人性本质的对立，使人被忽略，人的欲望被压制，造成一种人性的自我撕裂。

  （三）政治：用专制主义和权威主义对抗个人，在制度设计中将人神圣化、高尚化，造成一种所谓的圣人执政，忽略人性。

（四）经济：所有的不宽容都来自恐惧，而恐惧是由物质的贫乏造成的，精神依托物质。物质的分配不均使人们穷怕了，甚至穷都不让穷，活都活不下去了，给人们造成压力。分配的不均造成了两极分化，贫的活不下去，无衣无食；富的穷奢极欲，“变态”的将穷人不当人，穷人也就会“变态”的仇视富人；而在他们中间的人，也都附和，或者可怜穷人仇视富人，或者向往富人藐视穷人，以至所有的人都“变态”，也就造成了所谓的“国民劣根性”。

三：中西方对代人性的不同方式：

  中西方对代人性的不同方式是造成中西方差距的主要原因：

（一）   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政治设计中的民主自由，经济形态中的私

有制都肯定和承认人性，将人性制度化，将人性的自私在一个制度下发挥，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例如：西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都是以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为基础的

（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政治设计中的集权主义，经济形态中的公

有制都反对和压制人性，将人最本质的欲望和发展自身的权利剥夺，使整个社会失去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

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对待人性，才能真正解决“国民性”问题。

最后，我们认为要构造健康的国民性，就必须要做到宽容，要做到宽容，即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宽容。

政治宽容，体现在政治上自由民主，容忍不同政见，制度建设强调公平，完善二次分配；经济宽容，要做到平均、平衡，公平。靠慈善进行“三次分配”，因为靠市场的“一次

分配”注重效率，而“二次分配”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公平；

文化宽容：要承认人性本质的为私，吸收世界上东西方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只有做到这些，才能真正消除国民性。

梦，已经结束了。
梦，还会开始。
曾经以为，我的梦不只是个梦，
它有一天终会实现.
曾经以为，我的梦不会破灭。
它终有一天会呈现它斑斓的色彩.
曾经……如果有曾经……。

无论如何，心若在，梦就在！
 
梦，已经结束了，
梦，还会再开始！！

又想起《The Shawshank Redemption》中的经典台词：Remember, Hope is a good thing, maybe the best of things and no good thing ever dies!

I guess it comes down to a simple choice. Get busy living... or get busy die...